顺治元年（1644年）4月，顺治帝拜多尔衮为大将军，令其率军南下，入关与大顺及南明政权争夺天下。一个月之后，多尔衮就率军进入山海关，并与吴三桂一起将李自成赶出北京。9月，清朝迁都北京，并迅速展开军事行动，对李自成起义军和南明同时发起攻击。
1645年5月，在多尔衮的指挥下，清军取得了空前胜利，大顺失去了所有根据地，李自成还在九宫山被杀，余部群龙无首，不足为虑。同月，多铎统帅清军攻入南京，南明弘光政权顷刻间就土崩瓦解，原本拥兵自重的江北四镇和左梦庚部先后投降清朝。大顺和南明的覆灭，对汉族官绅士民的震撼很大，他们原本还做着偏安南方的美梦，却被八旗铁骑无情击碎。
多尔衮认为，清军已经基本击溃了汉族抵抗力量，接下来只需要稍加招抚，就可不战而胜，夺取全天下了。然而，多尔衮误判了形势，骄狂地以为天下已定，作为征服者的嘴脸便开始暴露，很快就颁布了一系列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这些政策不但迟滞了清朝统一全国的步伐，而且给华夏带来了难以磨灭的灾难，影响至今尚存。
展开剩余91%总计而言，多尔衮给华夏带来的灾难，主要有四条，每一条都残酷而苛刻：第一，剃发易服1645年清军进入江南时，多尔衮正式颁布剃发令：全国官民，京城内外限十日，直隶及各省地方以布文到日亦限十日，全部剃发。多尔衮勒令全国军民在10天内剃发，只留一根辫子，叫“金钱鼠尾”式，同时颁布易服令，让百姓放弃明朝传统服饰，改着满族特色的马蹄箭袖服饰。为了将剃发令贯彻下去，清军强迫百姓剃发，还说什么“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不剃发就只能是死路一条。
剃发之事在现在看来没什么，但古人可不这么认为，因为它是从文化根基上对汉人进行摧残，将广大汉人变成满清统治者的奴隶和附庸。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非常重视毛发和服饰，比如《孝经》就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如果任意剃掉毛发，会被认为是不孝，明朝更是规定：百姓禁止剃头，禁穿胡服，禁行胡俗。
多尔衮要求汉人剃发易服，实则是为了从精神上打垮汉族，将汉人都满族化，从而巩固满人的统治根基。事实上，剃发易服政策不是多尔衮的原创，满人的祖先金人在统治北方期间，就曾要求汉人剃发易服，以此作为归顺的标志，当时金国皇帝曾下令说：禁民汉服，及削发不如式者，死！后金建立后，也将剃发作为归顺的标志，这一政策被延续下来，凡是投降后金或清朝的汉人，都被要求剃发，比如吴三桂在投降多尔衮时，多尔衮就明确提出，只有吴三桂剃发，他才会出兵相助。
可见，剃发令在满清是有传统的，但早期仅针对投降的汉族官员将领，像多尔衮这样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推行，还是头一遭。剃发易服令颁布之后，遭到了汉人的集体抵制，汉人认为，自己一旦剃发易服，有违传统，还会变成可耻的背叛者和投降者，不但在汉人面前抬不起头，还会被满人肆意凌辱和奴役。但是，清军却将那些不愿意剃发的汉人杀掉，汉人便组织武装反抗，结果遭到无情镇压，比如著名的江阴八十一日和嘉定三屠，就是清军为了推行剃发令而实施的大屠杀。
最终，在清军的屠刀之下，汉人被迫剃发易服，成为了清朝的子民，但汉民族是顽强的，没有被这一政策打垮，满人想要同化汉人，却因为只是少数，结果反被汉人给同化了。不过，剃发易服依然给汉人造成了巨大的伤害，给汉人强行注入了“奴性基因”，直到400多年后的今天都没有完全消散，在某些人身上还能看得到。
第二，占房圈地清朝起初住在关外，那里土地贫瘠，物产也不丰富，所以生活很艰辛。因为这一缘故，满清统治者对关内的富庶很眼红，早在皇太极时期，就多次率军入关到畿辅和山东等地抢夺人口和财物，以弥补自身不足。清朝入关之后，为了巩固统治根基，也为了瓜分胜利果实，从而满足八旗生活所需，对将士们进行激励，便开始占房圈地。首先，清军进入北京后，将北京内城的百姓全部赶走，八旗子弟则住到内城，将百姓的房屋、财产和商铺霸占。
当时，被赶走的百姓多达几十万，八旗进入内城后，按照区域划分分别入驻，各王公贵族更是大兴土木，建造府邸，即便是普通八旗子弟，也能分得房屋。虽然汉人在搬走时，得了一些搬家费，但与损失的财产相比，不过是九牛一毛，他们的生活因此陷入绝境，只能以乞讨为生，甚至有许多人饿死。
随着进入关内的满人越来越多，北京内城已经无法容纳了，多尔衮便下令在北京周边占房，又有大量百姓被驱逐，过上了颠沛流离的生活。当时，京城周边并不太平，时常有土匪，野兽也很多，那些被赶走的百姓将面对什么，就可想而知了。
其次，有了房屋居住，八旗也不过是站稳脚跟而已，想要过得更好，还需要土地，以及帮他们种地的农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多尔衮以明末战乱造成大量土地无主为由，派专人在京城附近三五百里内的顺天、保定、承德、永平、河间等府进行圈地，一共占地19万多顷；另外，驻防外地的八旗还在山东、山西、陕西、江苏、宁夏等地进行了圈地，又有大量土地被占，据说当时有个亲王被北方数省圈走了300万亩土地，规模大得惊人。
那么，清军是怎么圈地的呢？当时，多尔衮下旨户部，让户部给八旗骑兵发放绳索，然后在广阔的田野上奔跑，马蹄、绳索所到之处，便成为八旗贵族的领地，被称之为“跑马圈地”。为了尽可能多地圈地，八旗贵族之间还展开了竞赛，甚至因为圈地而爆发矛盾，比如镶黄旗和正白旗之间的“圈换旗地之争”，就在康熙初期造成了政治动荡，导致众多贵族和官员被杀或贬黜。
清军圈走的土地，对外宣称是无主之地，实际上绝大多数是百姓的有主之地，可怜百姓们不但失去了土地，其本人还成为了八旗贵族的农奴，种地的产出大多交给八旗贵族，自己则只能分得极少量的粮食糊口。占房圈地给百姓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他们失去了房屋、土地、财产，更失去了人生自由，受到这一政策波及的百姓达到百万人之多，这些人陷入绝望之后，有些人选择自杀，有些人则南下加入反清复明组织，但更多人死在了逃亡路上。
清军的无耻行为，对华夏农耕文明的稳定性造成了极大破坏，也为清朝的灭亡埋下了伏笔。八旗子弟在得到财富之后，逐渐被富裕生活所腐蚀，沉迷享乐而无法自拔，战斗力很快就开始走下坡路，多尔衮和顺治帝不得不更大力度地实施“以汉制汉”策略，让汉族地主武装帮助清朝统一全国、稳固边防、镇压反叛，到嘉庆时期的白莲教起义时，八旗几乎没什么战斗力了，全靠汉人帮衬才平定起义。到太平天国运动时，别说八旗了，连绿营都不堪用，只能靠团练武装平乱，汉人也开始在清朝占据主导地位，直至将清朝推上断头台。
可见，圈房占地一时爽，却遗患无穷，最后的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第三，投充逃人满族人在关外的时候就不怎么从事社会生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习惯于掠夺，而不是自己双手创造。在占领辽东之后，满清统治者实施编庄制度，即分给八旗子弟土地，但并不自己耕种，而是强迫辽东的汉人耕种。清朝入关之后，随着圈地政策的陆续推进，土地是有了，但劳动力太少、土地产出不足又成为新的问题。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多尔衮主导实施了投充政策，打着“招募贫民”的幌子，强迫失去土地的汉族农民依附于八旗贵族为奴，或者胁迫有土地的汉人主动交出土地，叫做“带地投充”，这样的人在成为包衣奴才的同时，可以获得一定的地位，但本质而言也是被剥削的“打工者”。也就是说，所谓投充，其实就是强迫汉人给八旗当奴隶，多尔衮为了掩饰这一恶性，竟然说为了让百姓有口饭吃，他这才允许百姓投充到旗下为奴的，说得跟做了件大好事似的。
仅在圈地令前后，就有数十万百姓被迫给八旗当奴隶，他们干着最脏最累的活儿，却连温饱都无法解决，还任打任罚，甚至无辜被杀也没人管，他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便想着法子逃走。为了防止旗下奴隶逃走，臭名昭著的“逃人法”便应运而生了。当然了，我们所说的旗下奴隶，不仅仅包括圈地时投充为奴者，还包括清军掠夺为奴者，这一历史要追溯到后金建立之初。
大约从努尔哈赤时开始，为了弥补自身人口不足，满人时常从各地掠夺汉族、蒙古族、朝鲜族等人口，起初数量不大，不过几万人而已，但从皇太极时期开始，清军多次攻入关内，掠夺了数十上百万人口，这些人都成为了旗下奴隶。比如，1638年皇太极率军再次攻入关内，深入二千里，待了大半年，仅在河南一地就掳走了壮丁及男女幼童46万至辽东为奴。
后来，明朝在辽东局势不利时，主动放弃了许多土地和人口，这些人口毫无疑问被清朝所得，他们之中不少人被编入军队，但更多人成为奴隶。清朝入关之后，加上投充所得的奴隶，八旗拥有的奴隶数量之巨，至少有数百万之多，所以制定法律约束这些奴隶，是很有必要的。
“逃人法”十分严格，对于逃走的奴隶和窝藏奴隶之人，都要进行严厉处罚，对于奴隶而言，逃走一次两次，将会受到鞭打一百、脸上刺字等处罚，但逃走三次就要被处死；窝藏奴隶者，轻则抄没家产或者流放为奴，重则杀头，就连邻居也要被处罚。
我举个例子来说，顺治六年靖南王耿仲明在进军广东的时候，因为部下陈绍宗私藏三百逃人，触犯了逃人法，于是上书请罪，他自知死路一条，为了不连累家人，便不等多尔衮作出处罚，就自杀而死了！要知道，耿仲明可是王爷，就连他触犯逃人法都要被处罚，可想而知“逃人法”有多严格！
投充逃人，很难想象这样的政策会出现在清朝，因为奴隶制在我国早就被废黜了，虽然明朝存在部分奴隶制残留，比如家奴、世仆等，他们被排除在科举之外，但具有一定的自由度，远比清朝的旗奴要好。清朝实施这样的政策，无疑是开历史倒车，让社会进入到更加紧张的状态。乾隆时期，投充逃人虽然才有所放松，但直到清朝灭亡才废黜，它残害了百姓二百多年，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
第四，屠城政策清朝统治者向来以凶悍残暴而著称，早在清朝入关前，努尔哈赤就对辽东军民进行屠杀，皇太极多次入关屠杀、抢掠百姓，多尔衮执政时期，屠杀更是空前绝后，屠城记录屡见不鲜。对于满清而言，“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根本不适用，因为他们的做法往往是“城门失守，殃及池鱼”，但凡遇到抵抗，城破之后，不论军民，不分老幼，通通杀掉或者掠夺为奴，而且往往伴随着其他罪行，比如奸淫妇女、掠夺钱财、破坏城池。
清军入关之初，为了获取汉族士大夫阶层的支持，曾在杀戮上有所收敛，但随着大顺和南明弘光政权的覆灭，多尔衮便开始以胜利者自居，为了杀罚立威，又制造了一次次人间惨剧。屠城，是清军入关后镇压汉族百姓的一大手段，从畿南之屠到潮州之屠，在长期十年时间里，清军制造了至少十七次规模较大的屠城事件，被杀者少则数千，多则数十万。
比如“扬州十日”，由于南明大将史可法顽强抵抗清军，清军将领多铎破城之后，对扬州实施了长达十天的屠杀，被杀者至少80万人，包括老人、妇女和婴儿在内，清军还对扬州富户进行抢掠，男人被杀掉，妇女则被奸淫，抢完之后还放火烧房。
又比如“嘉定三屠”，清将李成栋下令对嘉定进行了三次大屠杀，屠杀过程中无数百姓悬梁自尽或者投井跳河；清军还将百姓手足砍下，又将大量百姓赶到河中溺死；他们遇到的每一个汉人，都被要求献出宝物，给的多就可以活命，给少了或者不给，就直接杀死，死者不计其数。
再比如“嘉兴之屠”，五十万人被杀；“江阴八十一日”，24万清军围攻江阴81日，死伤十万之后将江阴全城屠杀到只剩下53人，江阴城更是被摧毁；“广州大屠杀”，平南王尚可喜攻克广州后，对百姓进行屠杀，死者达70万人。最骇人听闻的当属四川大屠杀，也就是所谓的“屠蜀”，在长达十几年时间里，四川人死掉了五百多万人，这些人被清朝诬陷是张献忠所杀。
实际上，据学者研究，张献忠杀掉的最多十几万人，其他人都是清军杀掉了，而且多次屠城。清军之所以要屠杀百姓，顺顺治时期的刑科给事中陈调元曾做过调查，他得出的结论是：不得已而动大兵剿之，民贼相混，玉石难分，或全城俱歼，或杀男留妇。大意是，清军为了平定四川，多次派兵征讨，但民贼混合在一起，无法分辨，于是进行屠城，或者杀掉男丁，留下妇女。
实际上，这个理由太过片面，更多的应该是出于报复性或者掠夺性屠杀，毕竟四川长期被张献忠及南明政权占据，清朝在这里的根基并不稳固。由于四川人口损失太大，以至于在三藩之乱结束后，康熙帝不得不采取“湖广填四川”的策略来弥补人口不足。清军这种冷酷无情的策略，非但没有征服汉人，还激起了更大规模的反抗运动，清朝陷入到更艰难的处境当中。
关于清军屠城，还有个关于冯玉祥的故事，他在北洋当小兵的时候，曾无意间读过《嘉定屠城记》和《扬州十日记》这两本书，对他的触动很大，当时他对朋友说：关于满清种族上的怨仇，以前我虽然知些，但仅仅是一个笼统的概念，满清入关的时候，虐杀汉人的种种事实，我是丝毫都不知的。等我看完这两本血泪写成的书，我出了一身冷汗。
闭起眼来，看见靼子们残酷狰狞的面目，听见数百万鸡犬不如的汉人的惨号，不由我咬牙切齿，誓志要报仇雪恨，恢复种族的自由。自此之后，冯玉祥就立下了灭掉满清满清的誓言，积极投入到革命当中，1924年他更是主导了北京政变，将末代皇帝溥仪从皇宫赶走，灭亡了逊清小朝廷，让清朝彻底结束。
四大弊政的影响多尔衮实施的这四大政策，本意是巩固清朝的统治根据，削弱反抗力量，但效果却背道而驰，汉人非但没有屈服，反而向满清发起了更有力的进攻，清廷在屡遭失利后，这才被迫在政策上有所调整，但并未停止。这四大政策持续的时间都很长，影响也非常深渊，比如剃发易服，摧毁了汉人的文化认同和民族尊严，自此沦为满清仆奴，压抑地生活了二百多年，许多人直到清朝灭亡之后，都不敢轻易剪掉头上的辫子，可见其奴性之深，已经无可救药了。
占房圈地、投充逃人和屠杀百姓，则极大加深了满汉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有所减缓，但从未被遗忘，比如积极为满清效力的纪晓岚，就曾在自己的笔记中说，他的祖先也是死在满清手上，他虽然无法报仇，但从未忘记仇恨。清朝统治中原期间，反清复明运动从未停止，其本质就是反抗清朝的暴行。
试想，如果清朝不实施这四大弊政，而是与各族人民和谐共处，我想族群不同或将不会成为清朝统治全国的障碍。清朝末期，孙中山先生之所以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样的口号，正是因为满清四大弊政对华夏人民造成的巨大伤害：今之满洲，本塞外东胡，昔在明朝，屡为边患；后乘中国多事，长驱入关，灭我中国，据我政府，迫我汉人为其奴隶，有不从者，杀戮亿万。
我汉人为亡国之民者二百六十年于斯！满洲政府穷凶极恶，今已贯盈，义师所指，覆彼洲汉军人等，如悔司来降者，免其罪；敢有抵抗，杀无赦！汉人有为满奴以作汉奸者，亦如之。这一口号发布之后，汉族响应者如云，清朝最终在革命的浪潮中灭亡。
多尔衮作为这四大弊政的制定者和实施者，他如果想到会是这么个结果，一定会感到后悔，只可惜他残暴至极，目光短浅，被眼前利益所麻痹。作品声明：内容取材于网络微信朋友圈搜索多尔衮八个儿子的后代努尔哈赤儿子列表载沣摄政王走向共和多尔衮死得有多惨清朝统治多少年真实多尔衮历史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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