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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Alice 编丨Jenny
国庆假期
每年高考落幕，无数欢喜与落寞交织。而“高考状元”这一身份，无疑是最引人注目的，他们象征着应试教育体系下的“绝对优胜者”。
最近，北大教育学院副教授林小英，在一档纪录短片《成为状元十年后》中，与十年前来自各省的高考状元，也是北大毕业生的天之骄子，聊了聊他们的人生轨迹与感悟。
十年过去，当年那些意气风发的高考状元，经历了什么？披荆斩棘过后，真的是一路坦途吗？
这场对话的主角之一，林小英，是中国教育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著有《县中的孩子》一书，深度剖析中国的县域教育生态和困境背后的根源。
在《十三邀》节目里，她和许知远讨论“教育内卷”和“单一评价体系对个体生命的消耗”，也引发广泛关注。
展开剩余89%出人意料的是，与她对话的高考状元们，作为优绩主义大环境下的“王者”，内心竟也充满挣扎与撕裂。
甚至有人直言，“状元这个身份，可能是我人生的黑历史。”
高考状元，与“预制大学生”
纪录片中，北大毕业生吴呈杰，一语惊人。他说，即使到了生命尽头，自己的墓志铭上可能还会写着“江苏省理科高考状元”，永远无法摆脱。
2014年，吴呈杰作为一个从村小、乡镇中学走出来的少年，以江苏省理科高考状元的身份，进入当时最炙手可热的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可谓“天之骄子”。
十年前的北大光华，甚至还组织了一个特别的“状元社团”，成员全部是来自全国各省的高考状元。
可很快，吴呈杰就遭遇了挫败。
他曾满怀热情地报名参加学生社团，令他备受打击的是，大部分社团面试都没通过，还被学长学姐用一种审视的目光打量，“感觉自己像一个待检验的商品。”
本以为高考过后，能走向旷野，殊不知还是走在了一条被贴标签、优胜劣汰的路上，成了一名“预制大学生”。
有一位学姐，曾语重心长地告诉他，在北大光华的四年该怎么高效运作。
比如，大一要拼命刷绩点，尽量选择轻松拿高分的水课，哪怕对课程毫无兴趣也不重要；
暑期实习一定要去大机构、大公司；
大三就要开始想好自己的出路了，很多同学同时拿到了保研资格、找到了好工作、还申请到国外的学校；
大四就要开始做出选择，选一个对自己最优的选项....”
听完这些，吴呈杰心沉了下去。他发现自己对大学生活的想象，似乎从一开始就和现实不在同一个维度。
尽管内心抗拒，他还是学着和身边的人同步，努力装得像个“精英”，不能允许自己有任何失败。一旦没成功，就会陷入内耗。
状元身份，只带给他短暂的快乐，因为很快就要投入到下个任务中去。他很难正视自己内心的需求，更无法心安理得地停下“喘口气”。
“本来好好学习是学生的天职，但是当众人的鲜花和掌声涌过来，如果没有取得成绩就会感觉对不起外在的好评。这是典型的内部动机外部化的表现。”林小英一语道破。
外界的期待，成了压在肩头的大山。
在应试教育的这一路上，吴呈杰目睹了太多同学“掉下去”，总有劫后余生的恐慌。
这让他的学生年代，活得格外紧绷。
同时，他观察到，很多优绩主义的胜利者，会不自觉想要在各个领域复制成功。“你在理科是第一名，到了商科，也要是第一名；毕业后做了媒体，也要是第一名。”
哪有人方方面面都能做到第一？吴呈杰开始反思道。
毕业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吴呈杰很怕别人提起自己是北大的。“在很多人看来，你是北大毕业的，难怪那么优秀。又或者，你是北大毕业的，混得也不过如此......”
他的经历和反思，掀开了优胜者共同的困境。
轨道的确定性，与人生的不确定性
正如林小英所言，当下的教育系统存在“无效的过度竞争”，单一评价体系消耗着学生的生命力。
那些曾在教育体制中胜出、看上去成绩优秀的孩子，也可能受优绩主义迫害最深。很多优等生的快乐，基本上建立在外部的成功标签基础上，内在焦虑很重，学习带来的幸福感很少。
林小英回忆起自己的成长岁月，虽然在大山里度过童年，有点“井底之蛙”，但在那个年代和环境里，没有人要求自己必须成功或者成才。
而现在的学生，却从一开始就被大量的信息所淹没，很多人甚至没来得及思考“我是谁”“我想要什么”，就被贴上了标签，预设了跑道。
每一个孩子，都在被“快速地催熟”。
纪录片里有一个让人唏嘘的细节。
十年前的吴呈杰，曾想报考新闻传播专业。可高考出分后，前来采访的记者们却纷纷劝告他，千万别干媒体，这一行特别辛苦，赚钱也不多。
最终，吴呈杰选择了向主流妥协。他没有浪费自己的高分，填报了当时北大最热门、分数门槛最高的光华管理学院，走了一条“大家都认为对”的路。
时至今天，在志愿填报中，“不浪费一分”、“唯名校论”、“唯热门专业”的执念，依然被视为“金科玉律”。
然而，在真实世界里，并不存在某一条确定的轨道。时代在变，热门专业也在变。
短片里，吴呈杰重回北大旁边的中关村创业大街。在他2014年刚上北大时，那时正值达沃斯论坛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条创业街还一片热火朝天。
没想到，等他2018年毕业时，创业热潮已经消退，又紧接着遭遇疫情......曾经熙熙攘攘的创业大街，如今已不复往昔。
一条街的起起落落，像极了时代和个人的隐喻。
就像短片里另一位北大学生所言，“在各种各样的不确定中，我们本能地想去寻找一些确定性方案，希望可以让人生走上正轨”。
可现实是，人生并没有标准答案，更不存在唯一正确的路。习惯了寻找标准答案的他们，猛然发现，越是执着于“正确”与“稳定”，反而越容易陷入狭窄和偏执。
毕业后，顶着理科状元、北大光环的吴呈杰，最终走了一条和大众期待相去甚远的路。
他重拾学生时代的新闻梦，做了一名记者。后来又干脆辞职做播客，成为自由职业者，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绕了一个弯，他重新拥抱人生的不确定性。
去年5月，吴呈杰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去瑞士参加“全球真实故事奖”的颁奖典礼，这是一个面向全球记者的新闻奖项。他的获奖作品是写一个年轻人换了19份“狗屁工作”的故事。
图源小红书@吴呈杰jeff
他说，自己花了十年才走出人生的考场，变成普通人。
“成功，不过是世界万物中最微小的一件，很简单的道理，自己刚刚才明白。”
“灌木也能成为乔木”
在北大本科生的通识核心课堂上，林小英提到，要辩证看待“学术至上”这个说法。
在她看来，学术其实无法承载所有的功能。如果整个社会都是“读书改变命运”、“一切为升学做准备”...会出现很多问题。
在这样的语境中，学生面对的压力，远不止于考试分数，大家都觉得走错了一步，人生就会陷入万劫不复。
就像网络上流传的“中国人关键的一生”：从学前班开始，到小学、中学、大学的每一年，乃至毕业后的求职、婚姻、生子的每个阶段都是关键期，每一步都至关重要。
图源小红书截图
这种叙事无形中放大了选择焦虑，并导致所有人都困在单一评价体系里。
林小英直言，这其实是制度设计的问题，我们不能苛责年轻人每天都活在胆战心惊里。
“社会几乎将所有的资源和目光，都给了那些顺着教育体系拾级而上的优胜者。资源集中，意味着其他领域资源被挤占。
老百姓是最聪明的，看你在哪里给了最多的资源，就朝着哪个轨道上走。所以才会有赛道这一说。”
甚至，当一个社会，将所有资源都投入到由成绩决定的机会上，这一定会加大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和隔离程度。
与此同时，在一个结构分层的教育系统中，个体往往被要求在特定年纪达到统一标准，不是根据自身节奏去发展。
“其实大部分人都是晚熟的品种，但这个体系奖励的，往往是‘早慧型儿童’。‘大器晚成’，基本上是没有机会的。”
这一点，吴呈杰深有感触。
作为一个擅长应试的聪明孩子，这套游戏规则，的确发挥了他的优势。高考，为他这样的小镇青年，打开了一扇最直接的上升通道。
而那些“晚熟”的、不适应这套规则的孩子，备受煎熬。
林小英强调，大部分孩子所感受到的竞争，主要来自个体所处的小环境，来自于同伴压力。即使父母给予一定的庇护和松绑，可能也比不上班级里一次公开排名，以及老师的公开羞辱。
她还表示，理想的状态下，制度应该是“多孔的”，给个体留出转身的空间。人可以“钻进钻出”，像海绵一样有更多的灵活性，随时可以学习，有机会重新开始。
比如，高考已经没有了年龄限制，那么硕士博士学位的申请、社会各行各业的求职，是否也应该破除年龄限制？
总之，社会要给个体寻找自己位置的可能。
只有这样，人生才能不被一次考试所定义，真正弱化一次选择带来的焦虑，也才能给更多年轻人拥抱人生旷野的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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