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的发展有可能形成超越人类碳基文明的硅基文明，同时人工智能的运用很可能让人类思维外包给机器。从这两个角度来看，当前是人类尊严受到挑战的特殊时刻，但我认为，也可以看作“人类尊严得到彰显的特殊时刻”，也就是：在人工智能领域，我们要继续重视与群体相关的尊严，并逐步把重点从避免“落后挨打”转向“为人类做出较大贡献”。同时，我们还必须在更高层次上用好人工智能给彰显人类尊严带来的机会。
避免“落后挨打”的任务，目前仍然很重要
应该承认，避免“落后挨打”的任务，目前仍然很重要。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去世前两年，曾与谷歌前CEO埃里克·施密特等合著《人工智能时代与人类未来》一书。书中指出，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人类理性将不再是理解现实的全部智能。在谈及美国必须将人工智能列为国家项目集中攻关时，他们提出应组建精英小组领导这一项目，并明确该小组的首要职能是“确保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保持知识和战略竞争力”。
2025年5月2日，《纽约时报》采访美国副总统万斯时问道，若美国政府发现人工智能以某种方式失控，能不能按下暂停键？万斯坦承“我不知道”，并随即抛出一个反问：“如果我们暂停，中国会不会不暂停？”
谈论当代世界技术发展“敌我意识”最明确最激烈的，是美国科技公司Palantir Technologies创始人兼CEO卡普，他《科技共和国》一书中说，“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为我们的地缘政治对手提供了挑战美国全球地位的最佳机遇”“核威慑时代正在走向终结，一个以人工智能为基础的新威慑时代即将开启”“世界主要国家正在陷入一种新型的军备竞赛。无论是否被察觉，我们在推进人工智能军事应用方面的犹豫都将受到惩罚。”在他看来，“我们面临的更大问题不是是否会制造新一代日益自主的人工智能武器，而是谁将制造它们以及出于什么目的”。
在这一语境下，十九世纪末中国思想家严复以译著《天演论》引介达尔文进化论，为“自强保种”寻求依据，并未完全过时。
2019年4月，时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斯金纳将把美中战略竞争描述为“不同的文明和意识形态”斗争，说中国是美国第一次面对的“非白色人种的大国竞争对手”。这些言论被批评为一种种族化的“文明冲突论”。2022年1月，中国驻美前大使崔天凯接受采访时指出，“中国有着与美国截然不同的文明。美国的政策中可以感受到种族主义的元素，有些行为不单单针对中国，也针对亚洲。”
面对这样的对手，严复“人治天行，同为天演”，尤其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表述，有助于理解我们在当代世界中的地位和对策。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提供国际公共产品
但毕竟，中国人民不仅实现了“站起来”的目标，而且越来越有条件“为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了。在这种情况下，严复把托马斯·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译成《天演论》时省略的内容，在今天尤其值得重视。
严复翻译《进化论与伦理学》时，省略了书名的一半，只译出“进化论”即“天演”，而省略了“伦理学”。但这一取舍不止于书名，更深层地体现在对赫胥黎思想的选择上。
赫胥黎虽然也主张进化论，但他比另一位严复也翻译过但更加认同的英国思想家赫尔伯特·斯宾塞，多了许多谨慎和保留。赫胥黎并不主张，甚至反对用生物界的生存斗争来理解社会问题。他不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甚至可以说是反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在赫胥黎看来，生物进化是一个“宇宙过程”，而伦理进化是一个“伦理过程”；虽然生存斗争在人类社会早期是主要的进化原则，甚至在当时也仍然是一个基本事实，但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进化不但区别于自然状态下的生物进化，而且区别于在人为状态中产生物种进化的过程，也就是园艺师所造成的“园艺过程”。
严复没有完全省略赫胥黎对于伦理学的讨论，也不是完全不认可社会进化与生物进化之间关联的看法，但他更重视园艺过程与伦理过程的共同点：园艺师和政治家都要用人的价值去引导生物进化或社会进化。
而赫胥黎更警惕这种类比：如果人类社会也像植物园林那样用特定价值标准筛选个体，将会毁灭人们的纽带。如果主动或消极消除那些被认为的弱者、不幸者和多余者，将违背人本性中的自我约束本能。
赫胥黎认为，人之为人有两种倾向：“自我肯定”倾向和“自我约束”倾向。“自我约束”的倾向，也就是人的同情心/良心，这不仅由亲子之爱形成，而且由同胞之情/同情心形成。赫胥黎将这种同情心/良心的进化过程称之为“伦理过程”，他认为社会进步的核心就是这样一个“伦理过程”。
赫胥黎的观点对于我们理解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会政策，有很重要的启发意义。赫胥黎在1893年的公开演讲中提出，在社会领域人们争夺的不是生存资料而是享受资料，这与恩格斯“动物所能做到的最多是采集，而人则从事生产……一有了生产，所谓生存斗争不再单纯围绕着生存资料进行，而是围绕着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进行”的观点相当接近。
赫胥黎反对以社会进化之名伤害弱者和不合时宜者，在人工智能迅速发展的当下，我们也要避免及应对数字鸿沟加大、工作岗位削减、生活意义匮乏、人际关系扭曲等问题。让人工智能加强而不是贬损人的智能和尊严，是这个时代的当务之急。
对于人工智能带来的挑战，中国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已经明确表态。一方面，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另一方面，中国始终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把握人工智能发展趋势和规律，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
7月11日《纽约时报》发表了埃里克·施密特的一篇文章，可谓为中国态度做了特殊的注解。文章标题所说的“我们世纪的最大挑战”，指的是如何平衡人工智能的控制和增长。
文章说：“我们上个月访问中国时会见的中国科技企业高管，对这项技术持乐观态度；但在人工智能究竟应当以多快的速度发展这一问题上，他们比硅谷谨慎得多”，同时提到“中国政策制定者在努力权衡：一方面要鼓励发展，另一方面要维护社会稳定”。
文章提到，今年4月武汉无人驾驶出租车引发拥堵后，中国暂停发放新的自动驾驶牌照；同月，一家法院裁定，企业不得以人工智能取代员工为由裁员；6月出台的《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提出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就业政策和就业服务；针对未成年人的人工智能陪伴产品禁令《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也于7月生效。
文章指出，这些政策的结果是，与美国各界对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态度相比，中国态度要积极得多。这对于两国人工智能发展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如果人工智能连眼前都无法生存下去，从长远来看，它也就不可能改善我们的生活。”
在国际社会层面，中国也在努力“为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如提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的倡议，发起相关组织和项目，并向不发达国家提供人工智能应用方面的支持。
这种努力与外部世界的认知变化存在一定关联。皮尤研究中心最近一份报告显示，在被调查的36个国家中，25个国家对中国的青睐程度超过了美国。这是该调查二十年以来，中国首次在多数受访国家中击败美国。当然，这一调查只是一家之言，对其结果的含义也可以有多种诠释。但不管怎么样，人工智能发展为我们提供了机会。
让AI只做自己的助手，最多做自己的代理，但绝不是做自己的主人
如何让人工智能加强而不是贬损人的尊严，不仅是政策制定者的责任，也是每个开发者和使用者的事情。从这个角度讲，人类个体的尊严，每个人的人之为人所享有的尊严权利，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论证支点。
而在中国语境中讨论人工智能与人类未来的关系，我觉得严复《天演论》末尾用典雅汉语翻译的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的那句名言，可能更有普遍说服力：“吾诚弱草，妙能通灵，通灵非他，能思而已。”
在何兆武翻译的帕斯卡尔《思想录》中，其完整段落为：“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用不着整个宇宙都拿起武器来才能毁灭它；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致他死命了。然后，纵使宇宙毁灭了他，人却仍然要比致他于死命的东西更高贵得多；因为他知道自己要死亡，以及宇宙对他所具有的优势，而宇宙对此却是一无所知。”
严复和赫胥黎对未来世界的看法不尽相同，但两人都赞成 “我思故我在”“我思故我贵”。或如孟子所说：“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荀子把“我思故我贵”说得更清楚：“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生有气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非相篇》）
基于这样的思想资源，我们可以说：人之为人的特点是能思想、有判断；就此而言，每个人都同等享有万物之灵的高贵和尊严。这里讲的是每个活生生的个人的人之为人的尊严，既与地位无关，也与群体无关。这种意义上的人的尊严，是本文题目所讲的人类尊严的最重要含义。
从这种意义上的人的尊严来看，关于人工智能的价值和风险，两个常见疑问其实不难回答。一个问题是，从研发角度，我们多大程度上愿意冒险面对人工智能教父辛顿所说的养虎遗患的后果：人类对机器失控，甚至机器反过来控制人类？另一个问题是，从应用角度，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冒险承受思考被机器代替的后果，让人类生活堕落为不思而获、不虑而得的消极生活？
马克思写道：“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意思是，人类能把人之外的一切物种的尺度作为自己的尺度——马儿的奔跑速度远超人类，鱼儿的潜水时间远超人类，鸟儿的飞翔更是人类只能在梦中模仿的；但人能造出高铁、潜艇和飞机。
人工智能时代，作为文化主体的人类又进一步把作为自然主体的人类的尺度作为自己的尺度：用技术手段造出远超自然人类的计算能力、推理能力和解决复杂问题能力的机器。在这种情况下，人类更要重视人之所是（being）的问题，而不是人之所做（doing）和人之所有（having）的问题。
法国哲学家让-保罗·萨特在《存在与虚无》第四卷开篇即写道：“拥有（having）、作为（doing）和存在（being）是人的实存的基本范畴。它们把人所有的行为综合在它们名下。”
我们不妨以这三个基本范畴来考察与人工智能的关系：在讨论人工智能发展前景的时候，如果说人类将来会“无所不能”，那是在谈论“人之所做”（doing）的问题；如果说人类将来会“无所不有”，那是在谈论“人之所有”（having）的问题；但我们最需要关心的，是人类最终会不会“失其所是”，那是在谈论“人之所是”（being）的问题，也就是如何维护人之为人的基本尊严的问题。
从“人之所是”的角度来讨论问题，意味着先秦哲人所说的“心之官则思”不仅有工具作用，而且有内在价值；它并不只是可以被我们用更好的工具来替换的工具，不只影响人之所做和人之所有，而根本上是一种决定人之所是的东西。
把“人之所是”作为核心范畴，把“我思故我贵”作为基本前提，两者加起来我们可以说：人生道路上，一个事后被证明正确的决定或选择，是你自己做出的，还是完全由别人替你做出的，性质是不同的；你在做出这个决定时使用的工具再有效，它也只能是你的工具而不是你的替身；这个工具很可能是agent，甚至可以是另一个subject——它与你会形成某种程度的虚拟的主体间关系，但你永远不能放弃自己作为subject即主体的地位，永远不能放弃你的第一人称立场。
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人称立场，应该永远只属于人类。
当然，这样说似乎有“人类中心论”之嫌。但我觉得，如果人类中心论是错的，也不是错在坚持把第一人称立场给予人类，而是错在让视角偏狭、眼光扭曲的人类占据了第一人称立场。
从婴儿开始逐步学会用第一人称讲话的过程，是大自然千万年进化的成果，是人类物种进化过程的浓缩。如果以人的身份用第一人称讲话是“人类中心论”，那么，“人类中心论”并不是我们要努力克服的缺陷，相反是我们有理由自豪的成就，是我们守护人类尊严的必要条件，是我们通过不断学习而不断克服缺陷，包括纠正破坏环境、残害动物、违反自然规律等愚蠢甚至罪恶行为的必要条件。
同样的意思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人的尊严恰恰在这样的时刻表现得尤其突出，即你完全可以做错事而不受惩罚，但你却拒绝去做。因为只有在这样的时刻，一个正确的选择（拒绝犯错），才是你作为主体做出的基于理由本身的选择，而不是因为不愿意受到惩罚而做出的选择。基于同样的道理，那时你完全可以不思而得、不虑而获，但你依然让自己大脑坚守岗位，让AI只做自己的助手，最多做自己的代理，但绝不是做自己的主人。
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工智能发展方兴未艾的今天，既是人类尊严受到挑战的特殊时刻，也是人类尊严得到彰显的特殊时刻。正是在这样的时刻，对区别于“人之所做”和“人之所有”的“人之所是”，我们才不得不做出最清晰的判断。
（作者系华东师大哲学系教授、上海纽约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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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世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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